明清时期的淮安人文之风

花法荣

明清数百年间，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。朝廷把漕运作为治国理政的要务，使得运河的地位显得至为重要。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，给淮安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，一度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达于鼎盛，成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之一。彼时的淮安，官衙林立，俨然省会，大小官员弹冠迎送，仕途经济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；商铺林立，店肆酒楼鳞次栉比，灯红酒绿，“市不以夜息”，浓烈的商业之风熏染着两淮大地；帮会行会林立，三教九流汇聚其间，掌控漕运，欺行霸市；社会上低俗之风时隐时现，呈现出文化多元，官风、商风、民风良莠杂陈的社会生态。但是与之同时，也出现了一股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、格调清新高雅的人文之风。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存在，它的影响极其深广，从官府衙门到瓦舍勾栏，从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，无不受其濡染。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，引领并主导着那个时代淮安社会的精神文明。笔者经过近几年对明清淮安文化的研究，认为这种社会现象主要表现在：

读书向学。淮安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，汉代即兴起家学、私学，唐代开始创设官学，之后又陆续建立学宫和书院。这一优良传统，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，从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尊师重教、读书向学的良好风气。从基础教育即学校教育来看，官府力图通过学校教育“造就人才，以资世用”，民间则希望送子读书，“以备庠序之选”，继而走上科举致仕之路，实现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，“以光先祖盛德，恢弘家族正气”。两者之间的互动，造成了淮安基础教育的兴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办学形式越来越多，办学规模越来越大。除了官方开办的府（儒）学、县（儒）学之外，书院、学宫、社学、义学、学堂、私塾遍布城乡。明清两朝，山阳、清河、安东境内有书院二十余所，仅山阳一县就有社学、义学百余所。清末，由于朝廷的推动，淮安各地兴办的学堂多达百数十所。在各类学校里，学子们“攻经胪史，不厌不倦，仰止行止”，求知欲望十分强烈。“杜蓬藋，守风雨，笃师已说，抱残皓首，而不厌”，即使身居陋室，不避风雨，仍坚持读书，坚持自己的追求。“日不再食，而危坐诵咏”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也要正襟危坐，手不释卷，形成了“越穷越要读书”的良好风尚。学校如此，社会亦然。终生苦读，活到老学到老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晚明刘源长刻苦学习，“手辑书凡千卷”；清刘退庵手抄王季野《明史稿》三百卷；清程晋芳积书五万余卷；清山阳进士吴揖堂“辑生平所见诗，凡数百家”；清秦焕早年学厨未成，后改学文，“忽然闯入儒门域，十年听彻书声琅”，终成进士……由于读书向学蔚成风气，明清两朝，淮安人才辈出，仅山阳、清河、安东三县就出了285名进士，且三鼎甲齐全。父子进士、兄弟进士、四代五进士、七世七秀才，一时被传为佳话。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教育管理人才。据地方志记载，清河、安东两县在外地担任州、府、县教育行政官员（学政、教授、教谕、训导）的就有200名，为全国各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诗酒酬唱。从唐、五代起，吟诗、填词、作对，就是文人学士的基本功和必修课。饮酒赋诗，以酒助兴，从而勃发文思，抒怀逸兴，成为文人学士的广泛喜好。诗酒结缘，成就了许多动人故事。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，传为千古美谈。而席间予唱汝和，此呼彼应，也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明清时期的淮安，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。官舍、学苑、巷陌、酒肆、林园、舟中，随处可见“沈酣发啸歌，淋漓兴泼泼”、“联吟有耆宿，金石韵琅琅”的动人场景。人们借助这种形式，直抒胸臆，表达各自丰富的思想感情。或倾诉自己的政治抱负，“灯火秋窗时把卷，他年天禄阁中人”；或缅怀历朝历代的乡贤志士，“丈夫无巨眼，低首拜丰碑”；或赞美自然界的美好景色，“荻外荷花柳外桥，天涯何处不魂消”；或慨叹甘苦备尝的多味人生，“两间幻境我已知，百年戏场君莫讶”；或表达彼此的深厚情谊，“老去浑忘薪米计，贫来犹重友朋情”。也有极少数敢于冲破世俗观念的恩爱男女，用互相唱和的形式吐诉衷肠的。更有官民同乐，酒酣和诗，置等级贵贱于度外的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这种既热闹又风雅的场合，文人们陶醉其间，近乎忘形，常常出现“拂席还呼酒，挥杯一问天”的趣味场面。一些人竟至临场聊发“天遣文星谪此方，风雅凌夷追正始”那样的狂言，足见诗酒酬唱的无穷魅力。据志书记载，明清时期，文士们唱和的首选之地，是山阳城边的萧湖和城西北的钵池山。萧湖，时人又称东湖、珠湖，景色绝佳，“淼漫溶漾，视之无极，波光云影，上下相际”，御诗亭、蒹葭亭、曲江楼、云起阁是饮酒赋诗的好地方。邑人张鞠存吏部“尝大会海内名宿”于曲江楼。边寿民等时称“曲江十子”者也唱和于此，留有《曲江诗稿》风行海内。诗人们兴致来时，还常常泛舟湖上，边饮酒边唱和，“舟出珠湖，仰见天际白云如竹，俨严画图”，更能激发诗兴。地方名人刘訒庵、张鞠存、程晋芳、汪廷珍、赵翼、丁晏、吴玉搢等都曾留连湖上，诗酒酬唱，留下诸多诗作。钵池山，乃淮安历古之名胜。明清时期，虽日渐倾颓，但山中仍存有洪福寺、景慧寺、乾元道观、爱莲亭、文津书院等足以引人入胜之处。山之四周环以水，芦苇森森，碧波荡漾，“古塔疏钟声色界，仙台丹井水云天”，是文人骚客神往的地方。每逢春夏，时而可见“两三人坐一小艇，置竹几，茶瓯酒碗具列，剌剌篙声在芦苇间”，且饮且吟。山中更有文人信士踏古寻僧，结伴而行，“怜我逢人空对酒，羡君挈伴远寻僧”，于是“灞桥策蹇诗应就，归途无奈夕阳催”，天色已晚还诗兴未尽，不肯反程。至于文津书院，更是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邑人冒广生编著《钵池山志》中，多有这方面的记载。此外，席间以文会友，以书画会友，也屡见不鲜。诗酒酬唱是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，他们借以互相切磋，互相砥砺，表现出文人相重的道德情操。这种平等和谐、以心相交的人文气息，不仅使他们自身的德才素质得以提升，对整个社会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淮上“风气所重，宜彬彬尔”，当与此有关。

文人结社。文人结社起始于宋元，肇兴于明清。明清之际，结社之风浓厚，文有文社，诗有诗社，遍及大江南北，风行数百年。如果说诗酒酬唱是一种带有分散性、随意性和普遍性的文化活动，那么，文人结社则是一种有组织、有目的、有规则的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。淮安作为教育兴旺、人文蔚起的运河沿线大都市，结社之风也盛行一时，“其间风雅之士，倡文社，执牛耳，招集四方知名之士，联吟谈艺，坛坫之盛，甲于大江南北”。据地方典籍记载，以山阳萧湖及其周边的私家园林为聚会之地的结社活动最为兴盛。如清初靳应升、邱象随、阎修龄诸人的望社，荻庄程吾庐为首的五老会，以及其后仿而效之的后五老会，范良的舟社，吴兆登与丁穆庵、薛苏台等人的诗社。此外，还有清末裴荫森、廖寿庐兄弟、宋邦德等人的结社，周实与阮式一起创立的淮南社，等等。这些社团，人数多少不等，少者三、五人，如五老会只有五位成员；多者数十人，如望社，有案可稽者近三十人。但是，社团周围所吸引的文人学士及社会群众则是可观的。如范良的舟社，尝于每月的初五日招集同仁在萧湖的船上举社事，“唱予和汝，歌管声闻数里，岸上观者如堵墙”。文人结社，其活动内容多以切磋诗、文，联吟谈艺为主，但也有带有政治倾向的社团，在谈诗论文的同时（或掩护下），议论朝政，指点江山，抨击时弊，抒发愤懑的。在诸多社团中，山阳的望社成员最多，名声最大，影响最为深广。望社是清初出现在淮安的一个独具地域特色的大型文学团体。时值明清易代，社会动荡，广大文人学士尚沉浸于家国覆亡的哀痛之中。面对沧桑巨变，山阳几十位有着大致相同人生经历的文士，聚首结社，“风雨晦明，刻期毋失”，互倾互诉，借诗酒以消心中块垒，使凄苦的心灵得以慰籍。这些人中，有的人有着明显的反清倾向，如郭允观、张玙若等十三人在明亡后，“同日削诸生，遁迹城东之风谷村，教授生徒”，他们加入望社，使望社出现了明显的明朝遗民倾向。而望社的成立，又吸引了山阳颇有影响的至死不忘复明的志节之士，如万寿祺、阎尔梅者流。于是，在山阳本地，望社成员及其拥戴者即已达相当人数。望社成立后主要从事诗文活动，其活动形式，一是正式集会。一般选择在较有文化意义的传统节日举行。而每月十五日（望日）则固定为活动日，故有“望社”之名。每次集会，都留下诸多诗文。而重九日的一次集会，更是盛况空前，望社诸名士，邀江浙胜流，大会于郡庠尊经阁，与会者凡数百人，“耆英千里至，词赋一时雄，诸公沉醉后，丝管彻高空”，其声势之壮阔，不难想见。二是日常活动。主要为小型燕集与聚会，人员不论多少，只求同心同志。三是汇刻诗作。把社内成员的诗作汇刻成集，进行交流。这种交流，使望社的影响日渐扩大。诗的内容主要为描写沧桑巨变后的真实感受，反映民生疾苦，抒发心中不平之气。望社的诗文化活动对清初淮安的勃兴和诗风的形成至关重要，对全国诗界也有很大影响，一时“为南北词流所宗”，至今仍为明清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。另外，淮安的文人学士参加全国有影响的结社活动也不乏其例。如，明末淮安张致中、张餭父子等七人参加张溥为首的复社；晚清鲁一同与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如魏源、姚燮、龚自珍等在北京陶然亭集会结社；清末周实与其妹芷升等参加柳亚子、陈去病等人发起的南社等等。明清时期的淮安文人结社，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，文士们或“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群居讲艺，砥砺观摩，取人之长，实心向上”，或心系家国，关注民生，鼓吹变革，以诗明志，对诗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著书立说。以道德文章传于世，是历代封建官吏和文人学士的共同追求。所谓“文章草草皆千古，仕宦匆匆只十年”，即是他们的心理写照。明清时期的淮安，世称文献之邦，名作如林，为诗为文者，遍及整个社会。从官吏到庶民，以诗、文致士，以诗、文见赠，以诗、文策励，以诗、文鞭挞，以诗、文自娱者，比比皆是。诗稿及各类著作，可谓汗牛充栋，浩如烟海，其中既有坊肆刊刻的鸿篇巨制，又有手抄珍藏的零散篇章。一生著书数十卷、乃至百余卷者不乏其例。这些作品，涉猎广泛，内涵丰富，几乎涵盖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领域，笔者将其细化为十三大类，即：经学、金石、政论、兵论、医论、乐论、文论（书论、画论）、诗歌（民歌）、小说（长篇小说、笔记小说、弹词）、剧本、数理、治水、方志等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涌现了一大批多产作家，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千古人物，他们的许多不朽著作至今仍流传于世。诸如，明文学家吴承恩及其《西游记》、《吴承恩存稿》，状元丁士美及其《经筵四书直解》，水利专家胡应恩及其《淮南水利考》，清金石家张力臣及其《瘗鹤铭辨》、《昭陵六骏图赞辨》、《济州府学碑考》，朴学大师阎若璩及其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（8卷）、《潜邱札记》、《四书释地》，金石学家吴玉搢及其《金石存》、《说文引经考》、《六书述部叙考证》、《六书引经考》、《玉昶金石存跋》，笔记小说家阮葵生及其《茶余客话》、黄钧宰及其《金壶七墨》，弹词作家邱心如及其《笔生花》，诗论大家潘德舆及其《养一斋诗话》，温病学家吴鞠通及其《温病条辨》、《医医病书》、《吴鞠通医案》，小说家刘鹗及其《老残游记》，数学家骆腾凤及其《开方释例》，大学者鲁一同及其《胥吏论》，民族英雄关天培及其《筹海初集》（4卷），水利专家殷自芳及其《筹运篇》、《治黄河论》，以及张鸿烈、吴玉搢、丁宴、鲁一同等许多方志专家编纂的众多版本地方志书。此外，还有地方剧作家编写的各种剧本，其代表作品有九“莲”、十三“英”、七十二“记”，等等。这里还须述及的是，地方坊肆刊刻印刷了大量的邑人著作，私家藏书也已成为习俗，为传播和保存这些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著书立说之风，养成了淮安文人学士穷尽经典、博古通今的顽强毅力，缜密思辨、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和勇于开拓、敢于争先的学术品格，影响深广，意义深远，起到了传承文明、教化社会、启迪百姓、激励后生的积极作用，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不匪的精神遗产。

笃行孝道。“孝”是我国古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，特别是宗族关系、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。“孝”和“忠”构成了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内容，成为人民日常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。明清时期的淮安，从官府到民间，对孝道的推崇和宣传都极为重视，“百善孝为先”的道德观念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在这方面，官府主要做了三件事：一是厉行教育。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学子，教化社会。四书五经、孝经、二十四孝的故事等成为必修课。二是褒扬典型。把辖内孝子的事迹上奏朝廷，求得嘉奖。在府署、县署所在地立孝子坊，建孝悌祠。让逝去的名声较高的孝子进乡贤祠接受祭祀。将孝子名列地方志书。三是身体力行。各级官吏带头奉行孝道，为百姓做出榜样。许多朝廷命官同时被旌为孝子，名扬地方。社会上，笃行孝道成为风尚，孝子普遍受到敬重，不肖子孙则受到指责和唾骂。翻开淮安地方典籍，官吏和百姓中，诸多敬老、事亲的故事惊神泣鬼，感人至深。其中，为尽孝道，辞官不做或拒绝仕进者有之。如清山阳进士、孝廉、内阁中书程元吉以父病弃官归，未进家门，父已殁，“哀毁逾礼”，至此终身不仕。山阳诸生程锺为伺奉父母，“不赴省试，不外宿馆”；舍身事亲、护亲者有之。如明孝廉孔良“刲股疗父病”。清河下程维高母柩在室，大水骤至，不惜以死护棺；亦贫亦孝者有之。如清山阳孝廉费振远，家里非常贫穷，一日两餐尤不继，但“炊焚皆自为之，不欲劳父母”，白天读书，夕措米盐，母亲生病伺奉床侧，两月不合眼，母死，“长号为孺子泣，邻里闻之，皆下泪”；更有尊敬长辈，为父名讳者。如清举人黄芷升一次参加乡试，诗题为“家在江南黄叶村”，因避父名叶村讳，竟不作诗而交卷，考官慨而叹曰：“纯孝如此，下考必中”，一时传颂乡里……《乾隆淮安府志》载有明清时期被朝廷、府、县旌为孝子者凡68人，刲肝剔股为父母疗疾者凡65人。从典籍记载中亦可看出，在时人眼中，孝行重于功名。在地方志《人物志》中，孝子位列第一。足见全社会对孝道是何等的重视了。

崇尚气节。气节是中华文化特有的道德范畴，是人们对心中道德理想的自觉的坚守和实践，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。有气节的行为和品格，如骨气、志气、正气、节操、贞节等，历来被视为一种美德，一种高尚的境界，而受到世人的普遍尊崇。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淮安自古就有崇尚气节的良好风尚，世风“尚廉耻，重然诺，……侠烈负气有西楚之遗”。明清时期，这种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，有气节的志士仁人、节烈义女层出不穷，他（她）们在两淮乃至中华大地上，演绎了许多气壮山河、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。有的正气凛然，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机，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。明状元沈坤，面对倭寇入侵、生灵涂炭的悲惨现实，毅然拿出全部积蓄，变卖家产，树起抗倭大旗，招募千余壮年，组成一支英雄善战的抗倭乡兵（时称“状元兵”），最终平定了地方倭寇。由于他“才兼经略，功收御侮”，得到了朝廷的重用，淮安人民也在家乡建立报功祠，纪念他的抗倭功绩。民族英雄关天培，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，毫不畏惧，誓死守护虎门炮台，义无返顾，将“堕齿数枚，内衣数袭”遣人带回老家，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；有的正气浩然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恪守清廉，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操守。明状元丁士美裔孙丁如玉，在江西永丰知县任上，面对地方豪虣“百金巨万”之贿赂，不为所动，面对朝廷大臣弹压，不为所惧，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。清进士龚裕，先后在三省十六地任职，从知县升至巡抚，为官三十年，死时“家无余财，归葬之日，人无不怜其清节”，被时人誉为“循良第一”；有的正气磅礴，舍生取义，表现出威武不屈的骨气。清末名儒鲁一同的挚友柏葰，遭辅政大臣肃顺所害，大辟于京城柴市口，柏之诸多门生故吏甚畏却，竟无一人敢于前去送行，而一同“独白衣冠往送之”，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。至于节妇义女，更是难以计数，仅《光绪丙子清河县志》中，就记载有名有姓者1200余人。她们当中，有的临难不惧，刲股救夫；有的断发毁容，誓不再嫁；有的不羡富贵，誓守名节；有的不畏强暴，以死殉节；有的事亲至孝，终身不嫁，……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浩瀚的淮安地方史志就是一曲淮安人民崇尚气节的颂歌！

研究明清时期的淮安人文之风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一、它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。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勇、孝、悌是其主要源流。从根本上说，儒家思想是明清时期淮安人文之风的思想基础和伦理基础；二、它对明清淮安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、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，起到了正向的积极的助推作用，引领并主导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，是明清淮安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广大知识分子和清明官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，应当给予充分肯定；三、同任何事物一样，明清时期的淮安人文之风也含有糟粕的因素，比如孝道和节烈观方面就有一些应予否定的东西。再如，彼时的教育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，教育的目的，乃是为了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接班人。但这些都是时代使然，我们绝不能苛求那个时代，更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民，包括官吏和百姓。

明清时期的淮安人文之风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正气，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，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具有淮安特色的文明个性。尽管时代不同了，但是先人们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贡献，是不会被湮没的，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，诸如崇高的民族气节，好学慎思、勤俭廉正、见利思义、勇毅力行等传统美德，至今仍熠熠生辉，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，要弘扬中华文化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。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淮安人文之风，就是要深入挖掘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内涵，从中得到启示，取其精华，古为今用，举一反三，借以推动淮安的大文化建设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形成彰显时代特点、体现淮安特色的民风民俗，培育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“八荣八耻”为基准的新时期道德风尚，从而推动科学发展，建设和谐社会。